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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慈善公益关注平等，应该从 “最小防范成本原则” 出发，更多地研究如何从强势一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文为作者 “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 系列之五

三十年前，有个老人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落后地区的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他没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把穷人当问题解决了，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他也没说，要解决贫困问题，要从穷人入手，把穷人教育好了，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他知道，小岗村的农民从贫困到富有，教育的不是农民是官员，改变的不是农民是制度。

不管贫困的人口有多少，解决贫困问题都该从先富起来的人入手。富起来的人有钱、有权、有技术、有资源，他们如果把穷人当成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他们把游戏规则改得对穷人有利一些，把社会公共福利政策改得对穷人有利一些，穷人深陷贫困的状态就会有根本低改变。这样的慈善公益形态，就是常说的政策倡导型公益项目。

“政策倡导型公益项目” 是从改变贫困的社会环境出发，进行探索性、规范性的项目实践，从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影响。受政治环境、公民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政策倡导型公益项目无论是从公共认知、倡导途径还是倡导策略方面看来，往往是消费成分多于公民性社会参与，其中不少项目的内核依然是从改变个体行为入手，很容易落入政府扩权的陷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时代变成了，很多事情开始从人入手，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人，解决不了贫困就解决穷人，解决不了虐童就解决儿童。把解决问题的源头放到人的身上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世界，往往是一个生活得极端表面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没有耐心去深究事情后面的真相，大家也都不愿意去触及问题的真相，那样做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处萝卜带出泥。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把解决问题的劲都使在弱者身上，绕着问题核心走，嘴巴上说起来爱心满满，桌子下却暗流涌动，其结果往往是这边按下葫芦那边又起了瓢。

最近几年，在 “女童性侵”、“幼儿园虐童” 等社会问题上，不少人也是从事件中的弱者儿童入手，寻求解决方案。温州幼师虐童案、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等等，这些 “虐童事件” 一被曝光之后，不少人站出来教育我们应该让孩子如何学会自保；他们开始给妈妈和孩子上“防性侵教程”，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这样的做法翘起大拇指点赞。

“儿童被虐”、“女童性侵”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明明是成年人，过去大家都是万众一心打 “流氓”，现在大家连“流氓” 都不打了，直接教育女童改如何防止性侵。说实话，这些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你怎么让她去防止被性侵，她知道被性侵又能怎样？她能反抗得了么？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说起来爱心满满，做起来热泪盈眶，实事上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没有太多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对公益人的道德绑架，这是 “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只懂得大道理，却对世态人心不够理解。实际上，我的观点并非是单纯地从个人道德的传统出发，而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从社会供给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思考。现代慈善公益公益组织的每一个具体行动，都应当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推动整个社会产生最大的善行。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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