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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按 “功能” 将各种城市和农村分为三六九等，经过计划年代的人应感觉似曾相识，本质上是新的城乡隔离。

近日，北京大兴一把大火不仅夺走了 19 条生命，也在短短几天内把几十万 “低端人口” 赶到冰天雪地的回家路上。火灾发生后，北京市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等 “低端人口” 聚集地区实施了地毯式清查，强制关闭了大量合法修建和出租的公寓。

日常的安全检查和环境治理本是政府的应尽职责，事故的发生本身已表明政府失职，未曾想政府不仅不反思自身存在的治理缺失，却借此 “契机” 大规模清理 “低端人口”、加速落实首都“核心功能”。如果说 2008 年奥运期间，一句“首都欢迎您” 表达了改革三十年的开放共识，暗地里却已经开启了驱赶各种 “剩余人口” 的临时政策，那么随着 “核心功能” 等概念的强化，人口清理似已成为既定国策。

这种政策的远景是按 “功能” 将各种城市和农村分为三六九等，其中有的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商业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有的则集中承担工业制造、能源生产、钢铁冶炼等不那么高大上的功能，有的就只能作为粮食生产基地，说白了就是城市的粮袋、菜篮、肉仓。围绕这一思路论证的各种课题可以很时新、令人很憧憬，但经过计划年代的人都应感觉似曾相识。本质上，这就是一种新的城乡隔离，在一个表面统一的国家内部建立诸多“国中之国”，在其中生活的个人也按其履行的经济社会功能而被赋予相应的等级。

遥想当年，户籍制度、收容遣送等一系列恶法都是城乡隔离大战略下生成的计划体制产物。城里待遇好，农民自然源源不断要进城，由此产生了清理驱返并把他们牢牢绑在自己该呆的地方好好种田的制度性需求。到 “三年自然灾害” 闹饥荒的时候，种粮却吃不上粮的农民大规模逃荒要饭；地方官怕事情泄露丢了乌纱帽，派民兵卡住出村要道，把隔离落实到田间地头，让许多农民饿死在自己家里。相比之下，城里人虽不种粮，却几乎没听说有人饿死的。那个年代，虽然城市居民特权不大，也很穷、也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浮肿病，却还是搭了城市特权的便车，那一点点特权即足以决定人的生死。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很夸张，但要说遥远也并非如此遥远，因为户籍等旧制度还在。

1978 年开始改革，农村相继恢复 “包产到户”，中国从此告别了粮食危机，饿死人的事情极少有了。改革的主旋律是开放，农地向农民开放，城市向农村开放。城乡二元体制一直存在，户籍制度从未取消，迁徙自由也未写入 82 宪法，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和居住自由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只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合法“暂住” 的权利并非难事。2003 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很快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算是对改革共识的迟到承认。

当然，既然户籍制度还在，许多城市特权和户籍捆绑在一起，平等待遇是不可以有的。众所周知，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脏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甚至这样的工资都可能被长期拖欠。哪怕你做到了高级白领，月薪相当于北京 “土著” 的年薪，只要没有本地户籍，你的孩子照样是“随迁子女”，读完高中照样要回原籍高考，现在甚至到中考就要被学校劝退。有老外一语道破本质：中国的户籍就是护照！其实和欧盟等区域共同体相比，户籍还不如护照，因为其成员国的国民虽然持有不同护照，但不仅迁徙是自由的，而且求职谋生的机会和待遇是平等的，否则可以起诉。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长期封闭之后，农村早已留不住年轻人，发展机会都在城市；即便来城里受剥削，也比呆在老家留守一亩三分地要强。毕竟，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和居住的机会；即便这种机会再不平等，也被默认和接受了。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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